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一二九运动

1931年，日本关东军在中国东北发动九一八事变。由于国民党政府实施“不抵抗政策”，日军很快占领了东北全境，直逼华北。1935年7月6日，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军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遵照蒋介石的旨意，签订了屈辱卖国的《何梅协定》。华北局面势如累卵，危在旦夕。

面对民族危亡，中国共产党适应形势变化提出了“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帝出中国”的主张。1935年8月1日，中共中央发布《八一宣言》，呼吁各党派、各军队和各界同胞，停止内战，集中一切国力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组织全国统一的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一致抗日。1935年11月，以李常青、彭涛等为领导成员的中共北平临时工作委员会成立。1935年12月9日，在中共北平临时工作委员会的领导下，东北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等10多所高等院校和中学的数千名学生涌上北平街头，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抗日救亡游行。12月16日，学联再次发动更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并实行全市总罢课。北平学生的两次游行示威，极大地触动了各地学生和各阶层人士。从12月11日开始，天津、保定、太原、西安、济南、杭州、上海、武汉等城市先后爆发学生抗日集会和示威游行。各地工人纷纷罢工，上海文化界人士发表《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成立了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和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同时，海外华侨和在外国的留学生团体也发表宣言，支持国内人民的爱国行动。为进一步巩固和扩大学生运动的成果，党组织决定利用罢课及寒假这个空隙到农村去，组织平津学生南下扩大宣传团，把抗日救亡的学生运动发展成抗日救国的人民运动。

一二九运动为之后的中国青年运动指明了正确的政治方向，即在爱国主义旗帜下团结，实现青年学生同共产党结合，并且在运动中实现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相结合。一二九运动继承了五四运动的光荣传统，广泛地宣传了中国共产党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抗日主张，掀起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

永远的生命线——古田会议

1929年12月下旬，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即古田会议）在福建上杭县古田召开。大会由陈毅主持。会上，毛泽东根据中央来信的精神和红四军具体情况作政治报告，朱德作军事报告，陈毅传达中央批示信并作反对枪毙逃兵的报告。

会议认真总结了红军创建以来党在同各种错误思想、错误倾向作斗争的过程中积累起来的丰富经验，统一了思想认识，一致通过了多种决议案，其中最重要的是关于纠正党内错误思想的决议。这些决议案系统地解决了建党建军的一系列根本问题。

在军队建设方面，决议案明确规定了红军的性质，指出“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这个军队必须是服从于无产阶级思想领导，服务于人民革命斗争和根据地建设的工具。这个规定划清了无产阶级军队和一切旧式军队的界限，解决了如何把以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为主要成分的中国红军，建设成为党领导下的新型人民军队的根本问题。

90多年来，人民军队在古田会议精神的光芒照耀下，战胜了国内外强大的敌人，军队建设有了长足的发展。今天，古田会议决议对我军在向世界一流军队阔步迈进的征程中，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大革命的序幕——五卅运动

1925年5月30日，震惊中外的五卅运动在上海爆发，并很快席卷全国。五卅运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群众性反帝爱国运动，是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以工人阶级为主力军的中国人民反帝革命运动，标志着国民大革命高潮的到来。

中国人民反帝斗争得到了国际革命组织、海外华侨和各国人民的广泛的同情和支援。在世界各地，有近100个国家和地区的华侨举行集会并发起募捐，在莫斯科举行了50万人的示威游行，声援中国人民，日本30多个工人团体举行盛大演讲会，决议声援中国工人团体，同时向日本政府和资本家提出抗议。英国工人阶级积极行动，阻止船、舰、车辆运输军火到中国。

五卅运动是一次伟大的群众性的反帝爱国运动，它大大提高了全国人民的觉悟程度和组织力量，在全国范围内为北伐战争准备了群众基础，正如著名工人运动领袖邓中夏所说：“五卅运动以后，革命高潮，一泻千里，于是构成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的中国大革命”。

五卅运动成为具有广泛国际影响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对中华民族的觉醒和国民革命运动的发展起了巨大的作用，中国共产党也在领导五卅运动的斗争中受到很大锻炼，培养造就了一大批干部，党组织也得到极大发展，在斗争实践中总结了宝贵的经验，为以后党领导大规模的群众斗争奠定了基础。